萧山“17年前死缓案”的死刑复核过程中，法院曾经发现了案件存有疑点，却仍按“疑罪从轻”原则改判三人死缓。其实，“疑罪从轻”并无法律依据，在案件证据存在疑点的情况下，本不该对嫌疑人定罪量刑。

昨天的《法制日报》对“浙江萧山抢劫杀人案在5名案犯服刑17年后另现真凶”事件，进行了新的报道。相关法官透露，1997年，浙江省高院在对该案件复核过程中，发现该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，但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，“最主要的是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”，但“当时没有像现在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的纠错机制”，便按“疑罪从轻”原则，最终对5名被告人中的3人从死刑改判为死缓。

法律人都知道，“原则”本身即为法律规则。根据这位法官的解释，死刑复核中法院曾经发现了案件存有疑点，但仍按“疑罪从轻原则”改判三人死缓。其实，“疑罪从轻”并无法律依据，在案件证据存在疑点的情况下，本不该对嫌疑人定罪量刑。

让我们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。1996年3月，全国人大通过了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次大修案，修订后的刑诉法1997年1月1日起生效。

修订后的刑诉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：“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。”说明在当时，法律就确立了学界所称的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即只要证据不足，不仅不能作出有罪判决，还应明确宣告被告人无罪。

可以说，1996年大修的刑诉法确立的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是当时修法的一大亮点。而本案1997年7月作出一审判决时，大修的刑诉法刚实施半年。从该案来说，当时虽涉嫌屈打成招，但现场血指纹对不上，已然是重大疑点，疑罪从无，在这种情形下是适用的。适用法律原则，应建立起宁可牺牲个案，绝不践踏法律原则的观念。

尽管，相关法官宣称的“疑罪从轻”较之“疑罪从有”有些进步，至少为佘祥林、赵作海，包括本案中的陈建阳等人在死刑案中留下了生命，有了能进一步纠错的机会，但这也是“有罪推定”的产物。试想，如果本案被证明是错案并得到纠正，“疑罪从轻”仍然让陈建阳等无辜者付出了17年自由的代价。其实，即使当时法律未确立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”，但如果当时法院办案人员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这起错案的发生依然可以避免。